《平沙落雁》的鸿鹄志

　　琴曲《平沙落雁》曲调悠扬流畅，通过时隐时现的雁鸣，描写雁群降落前在天空盘旋顾盼的情景，模拟手法表现大雁飞鸣、此呼彼应的情景，形象鲜明生动。全曲曲调委婉流畅，隽永清新，表现手法新颖、别致，容易为听众所理解。明代称《雁落平沙》，又名《平沙》，关于此曲的作者，传有唐代陈子昂、宋代毛敏仲、明代朱权等，众说不一。因无可靠史料，很难证实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平沙落雁》曲谱最早载于明末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刊印的藩王朱常淓纂集《古音正宗》琴谱集。尹晔的《听月楼徽言秘旨》（公元1649刊行）也有刊载，明清以来刊载此曲的谱本将近40种。据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说，尹晔是在幼年时向绍兴琴师王本吾学得的。曲体中型，原无词。明清各谱均无序跋。据上江琴家传说是《秋鸿》的节本，那么，它的曲情应该从《秋鸿》的“平沙晚聚”、“远落平沙”、“衔芦游弋”，至“南怀北”四个小标题。清人王善《治心斋琴谱》说是宋末毛敏仲所作，清人秦维瀚《蕉庵琴谱》说是明初朱权所作。这和《秋鸿》的作者是同一疑案。朱权在《秋鸿》的序里说《秋鸿》的作者是西江老懒，天胄诗狂，有些人就认为《秋鸿》是朱权本人所作。但据传说并从《秋鸿》的原词看，却是借《秋鸿》“身南心北”的感伤抒发怀念故国的悲恨，又像是毛敏仲的琴师郭沔所作。这一曲的曲清和作者，仍应存疑。琴曲谱本最多、出入最大的是这一曲，现时演奏的人最多、出入最多的也是这一曲。
　　关于《平沙落雁》的曲意，各种琴谱的解题不一。有“取清秋寥落之意，鸿雁飞鸣”，看似描写秋天景物，实则通过描绘秋意寥落、群雁飞翔的辽阔景象，表达出与世无争的文人风骨的；有从鸿雁“回翔瞻顾之情，上下颉颃之态，翔而后集之象，惊而复起之神”, “既落则沙平水远，意适心闲，朋侣无猜，雌雄有叙”，发出世事险恶，不如雁性之感慨的。《古音正宗》是这样解题《平沙落雁》的：“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这段解题对雁性的描写极其深刻生动。
　　《平沙落雁》问世以后，深受琴家喜爱，不仅广为流传，而且经过加工发展，形成段数、定弦、调式、意境等方面不尽相同，又各具特色的多种版本，是近300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也是传谱最多的琴曲之一，现存的琴谱就达50余种，仅1962年出版的《古琴曲集》第一集中就收入了六位琴家的演奏谱。《平沙落雁》原为四段，在流传的过程中发展成六段、七段、八段等不一。原曲大体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以舒缓的节奏和清丽的泛音旋律为引子，描绘了宁静安详的境地，示意这是秋江的风情；第二部分曲情活跃，点缀以雁群鸣叫呼应的音型，表现了生命活力的喜悦；最后第三部分又重复再现了自由和谐的曲情，造成回环、对比的美。同时在整个乐曲中，还充分运用了古琴的泛音、滑音等特有的技法，使得乐韵更加丰富，艺术感染力十分强烈。今日流传的《平沙落雁》多数是七段，主要的音调和音乐形象大致相同，旋律起而又伏，绵延不断，优美动听，其基调总体是一种静态美，但静中有动，仿如寥廓江天，风静沙平，鸿雁将南，此去万里。诸城派的《平沙》，增加了一段在固定音型陪衬下用模拟手法表现大雁飞鸣，此呼彼应的情景，形象鲜明生动，别具一格。
　　按理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盎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与其他名曲不同的是，《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所谓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云：“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隐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作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东晋权臣桓玄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诏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由桓玄下诏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人刘肃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臣交往密切，后来果然以“高士”之名被召人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真正的隐士司马承祯也被征召，但他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 “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儒之隐，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像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隐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隐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含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