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古琴的渊源

　　琴是我国一种古老而极富民族特色的弹弦乐器。有关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尚书》等文献中。《诗经 关雎》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相传，舜到天上去寻父，看到瑶池的边梧桐树上栖着一只凤凰，后来他便“削桐为琴，绳丝为弦”（《桓谭新论》），创造出了最初的琴，又因梧桐树长在瑶池边上，故又称之为瑶琴。
　　在古人眼中，弹琴是一件严肃又神圣的事情。弹琴之前必先沐浴更衣，弹琴时，还要在旁边点上一炷香，弹琴者必须心无杂念，正襟而坐，从容而弹。琴弹得是一种心境。它是排外的，内向的，它不像古筝那样是弹给别人听的，秦只弹给自己。因而琴总是孤独的。她的声音是那样轻微，然而只要轻轻一拨，便有着振颤人心的力量，“使正直者听之，则壮气益增，孝行节操者这听之，则中情感伤，便佞浮嚣者听之，则敛容庄谨”。从这一点上说文人与琴是有某些相通之处的。
　　琴按照许慎《说文解字》中注：”禁—吉凶之忌也“即吉凶的征兆。由此可知，在商周时期琴主要用于祭祀。而琴真正走向文人并与文人结合则是从孔子开始的。
　　教育家孔子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音乐家，他多才多艺，会弹琴，击磬，鼓瑟，唱歌，作曲。据记载他跟从师襄子学弹《文王操》，师襄子再三说“可以益矣！”孔子却一再表示“未得其数也！”，“未得其志也！”，“未得其为人也！”，直到文王的一月形象在琴声中跃然而出时才肯罢休。连他的师傅师襄子都佩服的“避席而拜”。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音乐站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将音乐是为人修养最后完成的阶段。而鼓琴是使他提倡的乐教的基本技能之一。
　　其实一提到琴，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是绕不开的话题。《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讲：“伯牙鼓琴，钟子听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鼓琴，以为无足为鼓琴者。”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故事，千百年来被传为美谈，而琴作为二者相知的媒介，也被赋予与一层神圣的含义：即对真挚友情的渴望和忠贞。
　　汉末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也是位弹琴的高手。他曾创作了五首琴曲即著名的《蔡氏五弄》。他自己制作的焦尾琴也被列为我国四大名琴之一，其余的三架琴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和司马相如的“绿珠”。她的女儿蔡琰也继承父亲的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天赋，创作出古琴名曲《胡笳十八拍.》。
　　稍晚于蔡邕的文人嵇康也是一位出色的鼓琴家。他生活在司马氏专政的黑暗时代，愤世嫉俗“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个性，惹怒了当权者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据古书记载，嵇康临刑之时毫无畏惧，在刑场上他席地而坐，从容的弹奏了一首他最爱的《广陵散》。一曲既罢，嵇康抚琴喟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从那以后人们往往把失之传扬的美好事物比喻为“广陵绝唱”。
　　狂傲的嵇中散给原本有些文弱的古琴增添了些许硬气洒脱和悲壮。在魏晋风流的时代里古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承载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和厚重。然而这种厚重之感却与随之而来大唐盛世格格不入，于是它被冷落在一旁。所幸还有一批失意士子文人依旧对它情有独钟。在他们的笔下或借鼓琴书法悠然闲散的心境，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王维 《竹里馆》，“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白居易 《航夜摇琴》）；或借鼓琴抒写朋友相聚的欢乐，如“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李颀 《琴歌》）；或借古琴书写满心的孤独与不平，如“冷冷七弦士，静听松风寒。”（刘长卿 《弹琴》。而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与，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长，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醒听丝篁，自闻影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在唐代孤独的琴与孤独的文人终于完全走到了一起，达到了完全的融合。古琴成了文人的标志，二者结合在一起承载起丰富又厚重的文化内涵。文人与鼓琴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清末。而后狂飙突进的五四革命，让压抑已久文人一下子从故纸堆中跳了出来，他们奋笔疾书，奔走呼号，活跃于时代的浪尖。沉默的鼓琴与激进的文人渐行渐远。随之而来一场文革让鼓琴与文人彻底割裂。当人们从这场信任的灾难中醒来时，才发现昔日高雅的鼓琴，会弹得只剩下寥寥百人。人们尽力挽救，然而在当今喧嚣的社会中，又有几人能静下心来听一听古琴悠远的低诉。也许数十年之后，连古琴自己也成为“广陵绝响”了！